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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企业家的富士康往事:苹果订单是怎么拿下

2020-06-25 17:55

  2003年春天一个普通工作日的下午,美国硅谷苹果总部大堂,一个中国男人拦住了IPod发明者托尼·法德尔(Tony Fadell)。

  这个中国男人拿出一个他做的iPod样品,和托尼·法德尔说,“这是我做的音乐播放器,比你做的好。”

  谁也不会想到,这个中国男人求来的15分钟真的改变了IPod订单的走向,也在日后改变了中美两个企业巨头的走向。

  “其实当时不管是苹果iPod还是亚马逊Kindle,都是不被祝福的产品。”谈起昔日设计生产iPod播放器、iPod Hi-Fi音箱、Kindle电子书、Sharp的富士康往事,谢冠宏说,这些都是和富士康战略方向不一致的计划外订单。

  曾经的富士康高管谢冠宏如今换了新的抬头,创立中国原创耳机品牌万魔声学,又收购了老牌上市公司共达电声,没错,他就是如今资本市场颇具声名的共达电声、万魔声学董事长谢冠宏。

  回忆当年谈下iPod订单的往事,谢冠宏一再谦逊地说,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谈及自己的10年富士康时光,谢冠宏说的最多的是感谢和感恩——富士康纪律非常严明,但是郭台铭郭董对我创新不断的项目还是很宽容,没有富士康这些经历,也没有我的今天。

  今天的谢冠宏和富士康已经走得很远了,在媒体上,他的出现都是伴随着互联网大佬雷军、伴随着华人唱将周杰伦,甚至伴随着小鲜肉吴青峰。

  就像当年谁也不会想到,他为富士康抢下苹果的订单,他被发配到富士康外面从Kindle一代做到第五代,他还把中国显示器卖给“液晶之父”夏普,随后富士康谈判收购了这个工业寡头。

  谁也不会想到,他在离开富士康短短六年的时间里,做出了被誉为“苹果无线耳机杀手”的中国原创耳机品牌——万魔,英文名称1MORE,没错,就是周杰伦挂在嘴上的“我是周杰伦,我是1MORE”里的那个1MORE。

  “1MORE啊,我们年轻人买耳机的首选,不是很牛,是特别牛。”00后摄影师小哥送上彩虹屁夸奖,谢先生好像没有听到,他专注在他的富士康10年往事里,一再感恩郭台铭曾经给予他的教导,“没有在富士康的这些经历,没有郭董的教导和挑战,我真不敢出来创业,就算创业也做不出很大的格局。”

  5月14日,坐在位于深圳大学对面的办公室里,穿着一件白衬衣戴着无边眼镜的谢冠宏更像一个儒雅的大学教授,他说话声音温和平缓,时不时夹杂几句英语,蹦出几个生动的比喻,阳光温和地拍打在他身上,时光的镜头在他平和的讲述中回溯到18年前。

  那是2002年的冬天,深圳的空气依然飘荡着燥热的气息,40岁的谢冠宏拖着行李箱来到富士康深圳龙华工业园的大门口,和每个进这个超级工厂大门寻梦的员工一样,脸上的表情交织着希望和茫然。

  那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看似普通的中年男人在此后的10年,改变了富士康的命运,改变了大洋彼岸的苹果和乔布斯的命运,也改变了亚马逊、夏普等科技巨头、工业巨头的命运。

  对于后来发生的这一切,谢冠宏自己也没有预料到,他只记得当时走进富士康大门,看到大门口两边贴着的对联——胸怀千万里,心思细如丝,内心很被触动。

  在走进富士康大门前,谢冠宏,这个毕业于台湾科技大学的科技达人在台北电子工业圈已经颇有名气。

  他是世界第一家生产17大屏幕彩显的厂商“美格科技”的联合创始人,美格在台湾上市后,谢冠宏又二度创业做智能广告屏,这次创业不太顺利。

  20年前,他就开始做类似江南春分众传媒那样的广告屏,可以和画面对话,可以空中点选,概念太超前没人买单,很多很多年后谢冠宏见到江南春,看他还是一个看板插一个记忆卡放广告,“这么简单,这么粗暴,这么成功。”

  这次创业不成功,让谢冠宏意识到,产品定义和时机配套很重要,资本运作也很重要,中国大陆是全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应该到这个最大的市场来找机会。

  正好富士康和深圳市政府成立TFT-LCD面板专业制造公司群创光电,这是中国大陆第一家中外合资生产显示器的公司,因为显示器方面的专长,谢冠宏被郭台铭邀请来到富士康。

  从郭台铭的特助,到升为事业群总经理,谢冠宏都是和其他高管一起住在郭台铭董事长办公室的对面,一叫三分钟就到,随时开会,随时战斗。

  但郭台铭无论如何没想到,他招来做显示器的这个台湾同乡人“不务正业”,本来他招谢冠宏是看中他做显示器的专长,但事实上谢冠宏在富士康做了更多非主流的活——比如iPod、Kindle、电子相框、数字电视等等。

  “我在富士康,除了显示器这个部分是按照集团的方向以外,其他都是根据我自己的想法画一条线来规划。”回忆起富士康的10年往事,谢冠宏感念郭台铭对他的言传身教,“这10年,郭董对我非常的宽容,要是别人总是搞跟集团战略不一样的东西,早就被fire几次了。”

  那是17年前,市场上还是HP,DELL,IBM,摩托罗拉这些大公司独大,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还不知道苹果是什么,乔布斯是谁,但是“不务正业”的谢冠宏就对郭台铭画了一条线,要做数字内容产品,blablabla……这些是未来。

  他进公司没几个月就和郭台铭说,要去做iPod 音乐播放器,那时的iPod 和我们后来在市场上看到的iPod 完全不一样,很大,量也不大。

  虽然有报道称郭台铭早在1995年就认识乔布斯,乔布斯还给了他一张签名名片,但彼时的乔布斯正处于被逐出苹果的低谷期,就算1997年乔布斯重掌苹果,依然没找到市场存在感,卖电脑卖不过戴尔,卖系统卖不过微软,2001年第一代iPod上市销量惨淡,没有迹象显示这个公司无法估量的未来。

  他执意要做iPod,那时部门只有两三个人,他把原来显示器不要的人带出来,从芯片厂自己做一个小样品,装了一个自己觉得很棒的iPod,然后很不要脸地把这个样品带到美国,去找苹果iPod研发团队负责人、被称为“iPod之父”的托尼·法德尔。

  没有机会就制造机会,为了偶遇托尼·法德尔,谢冠宏开始每天中午去苹果员工餐厅蹲点,买一份午餐坐在那里吃,和每个人say hi 打招呼,吃完继续去公司大堂蹲点,继续和看到的每个人say hi,如此反复,循环两周。

  终于有一天在苹果公司大堂撞到托尼·法德尔,谢冠宏求托尼·法德尔给他15分钟,展示一下他做的音乐播放器。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请求来的15分钟,此后真的改变了iPod的命运,改变了苹果的命运,也改变了富士康的命运。

  《时代》2005年刊登的一张苹果团队图片,左一是托尼·法德尔,右二是史蒂夫·乔布斯

  最后托尼·法德尔给谢冠宏一个考试,扔了一台旧的iPod给谢冠宏,什么资料都没有,自己去画线路图分析,自己去演练测试,自己去排生产线;“有时候没有经验也是优势,因为没有经验,总是小心翼翼,因为没有经验,到处请教高手,因为没有经验,也不知道天花板在哪。”

  “没有经验”的谢冠宏对iPod设计迭代几十次后,提案大幅减小元器件体积,为此他写了10张纸的设计改善建议,和产线规划、测试计划一起发给托尼·法德尔,然后战战兢兢等回复。

  “完蛋了,完蛋了,你看苹果这样专业臭屁的公司,你不能乱批评啊,你建议交上去,这个单子没了。”同事们都担心苹果翻脸,毕竟他们知道很多客户都希望说yes sir,拼命做,少废线;没想到的是,托尼·法德尔给谢冠宏打了A+,“我很感谢托尼·法德尔,他是很有心胸的。”谢冠宏说。

  就这样,一个15分钟“邂逅”产生的化学反应,英业达被苹果放鸽子了,iPod订单被半路拦截到富士康的生产线上。好不容易接到iPod订单,谢冠宏信心满满,以为老板一定会奖励他,结果当天下午开会,郭台铭劈头盖脸抛过来一堆问题——跟客户的关系掌握了吗?量多大?IC(集成电路)在哪边投片?一个月投多少?证明关系真的好,真的有量。

  一个下午就这样被骂骂骂,谢冠宏不得不当时就打电话到美国客户那里,那时是美国的半夜,临时把客户叫醒,问他一堆问题,IC在哪边投片?一个月投多少?等等等等。

  这些落实了,郭台铭脸色还是没那么好看,“接到单子,没什么好高兴的,做不好就把集团的形象搞砸了。”

  再接着,他又抛给谢冠宏一个新的任务——回去准备列Q100,就是100问,列100种可能发生的问题和风险,如何去防止这些问题和风险,预先防止,做好预案。

  谢冠宏原本心心念念郭台铭请他吃牛排喝红酒,没想到得到的奖赏是,晚上不要睡觉,通宵做100问。

  “这就是富士康的企业文化,胸怀千万里,心思细如丝。”回忆这次经历,谢冠宏说,“富士康是一个很特殊的团体,大家看什么好像都用望远镜,要能够看得很远,看到整个产业的动态趋势,看到整个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执行的时候,心思细如丝,就是魔鬼在细节中,一分一毫都不能放过,每一个该测试的东西都要测试,每一个风险都要做好预防。”

  这个小小的MP3播放器撬动整个苹果王国,iTunes APP Store 也把苹果带入全新和开放架构的公司,再加上有全球最大代工厂的加持,直接拉动14亿人消费市场,就在鸿海集团跻身《财富》500强的同时,2005年苹果也获得创记录的收益,最高季度性利润达到2.95亿美元,收入以及净收益都创下历史最高。

  全世界都知道了乔布斯,内部人员揭秘ag录像!却没几个人知道最初把苹果带进中国市场的富士康流水线上那个男人——谢冠宏。

  “这个订单也不是我一个人能拿下来的,”回忆从拿下ipod订单的全程,谢冠宏谦逊地说, 主要还是归功于富士康这个大平台的影响力。按照套路,谢冠宏应该是朝着苹果的这条产品线一直做下去,做成苹果离不开的那个中国男人。

  但这个中国男人有一天却罢工了,iPod、iPod touch全线成功,他又去苹果谈下了iPad的订单,但他却和郭台铭说,他不做iPad,那个东西对小孩眼睛不太好,他想去做Kindle。

  全球最大的网上书店为什么要做本电子书把自己干掉?亚马逊这一招让全世界人都想不通。

  苹果高管特意到富士康深圳龙华总部找郭台铭投诉,路上偶遇谢冠宏,彼此没有打招呼,心领神会,郭台铭接到投诉自然更生气,得罪这么大客户怎么得了。

  谢冠宏免不了又被郭台铭大骂了一顿,“现在苹果越做越大,你不做苹果,跑去做Kindle干嘛。“

  那是2007年,亚马逊两位高管找到富士康,希望将电子墨水屏应用到电子阅读器中,由于电子墨水一碰就碎的特性,将它应用到阅读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谢冠宏却坚持认为,采用电子墨水屏的阅读器将是一款颠覆性的产品。

  当时的电子产品里要做到3G上WIFI,一个月充电一次,可以一直用,在沙滩在海边都可以看,阳光下也可以看,网上还有几百万本书可供下载,从当时的科技来讲,几乎不可能。

  他默默做Kindle做了两年,连书的内容都自己扫描,按键以及LCD铝镁边框这些当时最新的技术,都无疯不成魔用到新产品上,终于做了一个他认为摔不碎的Kindle样品拿去给郭台铭看,和郭说他还是想做这个生意。

  富士康龙华工业园,办公楼二楼VIP接待室传出大家熟悉的郭董的大嗓门——“我叫你不要做这个东西,你一定是做不出来的,一定出大问题的。”

  看着眼前的谢冠宏一脸执着,郭台铭换了一种语气,“你把样品给我,如果摔了坏掉,你从此闭嘴回去好好做苹果,少废话,不要烦我,如果摔了不坏,我让你继续做。”

  啪!一声,郭台铭把Kindle样本往空中一扔,电子书向上抛出一个几乎90度的抛物线后生硬地跌在瓷砖地板上。

  就这样,得罪苹果的谢冠宏被下放到富士康东门外一个小园区,Kindle就是在“外面的富士康”研发设计出来的,谢冠宏在“外面的富士康”呆了四五年,从Kindle第一代到Kindle第五代。

  “你看郭董对我还是很宽容,骂归骂,挑战归挑战,还是支持我一直做下去。”时隔16年,回想研发生产ipod、Kindle的过程,对于郭台铭,谢冠宏依然充满感恩。

  有了ipod、Kindle的成绩单,郭台铭也给天马行空的谢冠宏所在的事业群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天马行步,肯定谢冠宏有远见,也有执行力,项目能落地。

  谢冠宏的富士康生涯里,不是没有遗憾,比如第一代的乐视。第一代的乐视其实也是谢冠宏做的,就是超级电视。“当时的贾跃亭先生是非常谦虚,非常专注,如果他一直专注,其实会非常成功的。”谢冠宏说。

  富士康生产的乐视第一代超级电视60寸电视机出来,非常成功,因为以前国内用的都是比较小屏幕的电视,消费者欢迎度很高。“如果贾跃亭先生当时一直很专注,沿着这条路走下去,那么今天乐视和美国Netflix是平起平坐的公司。“

  “为什么六七年来我只做耳机,其他事情都不做,这中间也有很多有吸引力的领域和方向,我们都没有做,就是聚焦做耳机,集中在声学领域。”

  经过六年的创业,从零起步,现在谢冠宏创立的万魔(1MORE)耳机已经多次获选中国十大耳机品牌的第一名,万魔耳机也成了继大疆无人机之外第二个从海外红回来的中国潮品,国内唯一一家在全球消费市场具备影响力的TWS耳机品牌厂商。

  目前万魔耳机海外渠道已拓展至35个国家和地区,连续三年获得有着科技界奥斯卡之称的CES创新奖,唯一一个连续三年获得九项该奖的耳机品牌,斩获36项国际设计大奖,美国知名媒体CNET、Consumer Reports等均向消费者推荐1MORE耳机。

  纽约时代广场上的1MORE耳机相比这些数据,当天00后摄影小哥的一句话更直接,“我们年轻人买耳机,首选万魔,测评很好。”

  谢冠宏的创业故事起源于2012年的年底,他离开代工10年的富士康,希望做一个中国人自己的品牌,这个品牌就是今天的万魔,谢冠宏更喜欢万魔的英文名称1MORE,“ 1”代表To be” NO.1”,“MORE”代表“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多年后,谢冠宏和郭台铭见了一面,去年谢冠宏回老东家看望他,“和郭董很久没见面了,见面眼眶都红了。”富士康7-11的生活,谢冠宏过了整整10年。

  什么叫7-11,“从早七点到晚十一点,随时开会,随时战斗,基本上星期六没休息,十年总共只休了两次假期。”

  2012年10月,因为需要到女儿学校处理事情,谢冠宏缺席了富士康的例行会议,在飞机上接到郭董的电话要他回去开会,但当时谢冠宏人已经在飞机上,郭台铭说不能回来开会你不要回来了,谢冠宏当时面子过不去,就没有再回去。

  “所以,这是一次擦枪走火的意外,我就这样阴差阳错从富士康离了职。”谢冠宏说。

  这个离职各种版本见诸媒体,把郭台铭描述得冷酷无情,但谢冠宏一再为前东家辩解,“富士康是纪律非常严明的公司,集团就是很强调纪律,对于这次意外,我一定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老板也鼓励我创业,我绝对没什么好埋怨的。”

  事实上,郭台铭后来还是找谢冠宏回公司开会,虽然谢冠宏已经离职,但还是回富士康参加了Google和GoPro的会议。

  在谢冠宏看来,郭台铭“非常严厉、重情、重纪律、重系统,拥有雄才大略”,自己一生都得益于他的言传身教。

  现在郭台铭还是住在深圳龙华厂区,去年谢冠宏回了一趟富士康,郭台铭很客气地叫了几个事业群的老大到他办公室对面,就是原来高管们住的地方请吃了一点东西,叙叙旧。“如果没有富士康10年基本功的训练,没有那次意外的离开,我还是惯性在龙华那个庞大的工业园里转圈圈。现在回想起来,这些都是人生的机遇。”

  如果这样的如果成立,就没有今天大家看到的万魔(1MORE)耳机,中国工业史很多事情恐怕都要改写了。

  谈话的最后,谢冠宏和我说,“以前每次走进富士康的车间,看着工人埋头在装配苹果或者电子书,都很心疼,苹果是他们生产出来的,但他们却买不起苹果。”

  富士康线.外界一提到富士康,就联想到血汗工厂,您在富士康10年,看到富士康是什么样的?谢冠宏:

  公司对所有员工一切都是合法合规,给员工的待遇都没有克扣过,员工宿舍都是大楼,有热水,有洗手间,大楼里面的设施比我们几个高管都要好,工厂的环境也很注重人体工学和办公自动化。国际客户对富士康的评价是很高的,如果是血汗工厂,这些客户不会把订单交给富士康。

  我看到的富士康,完全不是大家想象中的代工厂,我看到的是一个科技的富士康,一个站在工业经济最前沿的富士康。

  我们在这样一个大工厂,每天接触的都是全世界最强的IT巨头,你只有拿得出比他们还要强的技术,才有可能和他们合作。

  富士康的科技含量比我们想象得高很多很多,尤其在精密模具、自动化、工业工程方面,如果没有自己的技术,要接全世界科技产品的订单,接不到,也根本赚不到钱。你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地方,10年里,我们看到戴尔、IBM,摩托拉罗、LG、HP、苹果、亚马逊等等这些工业巨头物换星移、此消彼长,我们和这些世界巨头工业领袖互动合作,我的富士康10年,可以说亲身经历了世界工业变迁大时代。

  3.您说做Kindle是疯子才去做的事,您在富士康还做了其他更疯的事情吗?

  17年前,中国大陆的显示屏是没人敢买的,都是国外的显示屏,台湾显示屏,我们做的显示屏卖不出去。

  既然卖不出去,我决定做成显示器卖给夏普。夏普最早推进电视机进入液晶时代,直到现在在显示屏里还是全世界最牛的公司。

  我真的接受挑战,去找日本的夏普,然后把我们生产的显示屏做成显示器,克服了夏普的标准,甚至超过他的标准。后来夏普真的接受了我们做的显示器,夏普接受了,戴尔、惠普、IBM也都接受了。

  我从夏普的显示器做到夏普的空气净化器,夏普的LED灯,BLABLABLA,一直做,一路顺畅。

  再后来,郭董和我带团一起去日本谈判收购夏普,所以现在日本的夏普是属于富士康的。

  这次经历让我总结一点,做事,要从最艰难的部分做起,这样克服困难才有意义。

  这十年,我并没有觉得很辛苦,工作强度大,习惯了就觉得很充实,也是很好的磨练。有几个伙伴和我一起从富士康出来创业,我们沟通起来很有默契,我们都是一起吃苦过来的。

  大家都一样的基础,你也没有特别天才,如果不比别人更艰苦,更去克服万难,怎么可能成功。正如任正非说的,艰苦奋斗,是一个人成功最基本的要求。

  中国有句古话,严师出高徒,我不敢讲我是高徒,但郭董一定是严师。我在富士康和郭董和同事互相挑战和学习,和工业巨头的互动合作,都是非常宝贵的经历,对我一生都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没有富士康这样的大平台,没有郭董这么多年的言传身教,没有和国际一流大客户合作积累的经验,我不可能出来创业。谢谢富士康,谢谢郭董,谢谢曾经和我一起战斗的富士康同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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